化解危机与未能成功化解危机 界限并不那么明显

作者： 邓宇

百年变局与新冠肺炎病毒交织，化解化解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危机未能危机美国著名外交家、成功《论中国》一书的界限作者亨利·基辛格发表《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一文认为，新冠病毒以前所未有的那明规模对人类展开猛烈的袭击。英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在其发表的化解化解《新冠危机缘何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一文中提出，突如其来的危机未能危机疫情打破了人们想象中的平衡，加速了已经持续多年的成功去全球化进程。或许这场危机产生的界限影响远非一场类似西班牙流感或欧洲黑死病的人类社会瘟疫，更深刻和更加持续的那明影响在于，国际社会的化解化解治理碎片化凸显，“逆全球化”思潮的危机未能危机涌起，以及传统意义之上的成功国家关系的破坏，同时伴随而来的界限是加剧了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在这次疫情危机中，那明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了迥异的防疫政策、经济刺激和社会政策，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后果。一些国家苦于医疗压力而放弃了疫情防控，一些贫穷国家因疫苗供应不足、财政资金受限而造成疫苗接种率下降。这些鲜活而影响深远的现实让我们有必要从历史的经验中找到某种可能的应答。

贾雷徳·戴蒙德的代表作《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让我们更加清晰而显著地理解人类社会和国家危机的巨大影响。这本书的研究视野十分开阔，但论述却集中于美国、日本、印尼、秘鲁等7个典型国家的案例，重建自然状态与文明秩序相融的历史叙事线索，融合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进化生物学等跨学科演绎的方法和视角，给出了国家应对危机的策略。但正如戴蒙德所言，化解危机与未能成功化解危机的界限并不明显，成功可能仅仅是局部的或一时的，相同的问题可能会卷土重来。这本书所揭示的许多事物并非新鲜事，而是源于数百年来人类历史长河的循环往复。

事实上，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管理方式上看到了同样的现象。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的无限量化宽松和刺激政策即是重蹈覆辙，与2008年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一样，债务型经济造成了无法弥合的贫富差距分化、新的严重不平等和巨大的债务风险，短期的“饮鸩止渴”往往引发更大的危机。

不同的国家在应对危机时拥有不同的资源、策略和价值取向。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利益分割与谈判破裂的结果，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表现为早期的“绥靖政策”和观望纵容态度，直到引火烧身才最终被迫参与国际协作，这些都一再表明国际社会治理的脆弱性。尽管“二战”后建立了包括联合国、WTO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的国际组织，但基于权力格局的发展极不平衡，最终引发的是高度不信任、冲突以及价值观的分裂。不同的策略选择最终带来的结果也可能超出预期，这考验的不仅是一国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和战略决策能力，而且在复杂局势中需要把握的是民意与舆论的风向标。

本书中第一个讲到了芬兰的例子。“二战”时芬兰由于盟国的孤立、退让和“绥靖政策”，被迫纳入苏联“势力范围”，而芬兰面对强大苏联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逐渐打开了生存的空间，但仍在“二战”后采取了妥协政策寻求自保。芬兰的谨慎换来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经济增长。芬兰的国家危机管理呈现出一种逐个设计和执行的政策改革方法。作为北欧五国的代表，芬兰在全球幸福指数排名中也十分靠前。管理危机的方式和价值观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影响可见一斑。

不难发现，无论是早期的日本和德国，抑或秘鲁和印尼，甚至美国，均是从军事政治中衍生出来的政权，这与前工业化革命时期的发展模式高度相关。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带着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既有外部的侵略，也有国家内部的分裂，内外战争的叠加不断冲击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

当然，这本书的比较研究更多聚焦于不同国家危机的处置策略，与作者提供了12个因素密切相关，形成了较为缜密的逻辑线索。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国家之所以选择不同的危机管理方式或者说不同的发展道路，与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国民教育和政治精英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这些因素直接导致国家在面对危机时所采取的策略。如美、德、日等国，虽然不约而同地走向了现代民主制度，但内部差异巨大，并未能形成统一的国家制度、执政方式，美国的总统共和制、德国的联邦议会共和制和日本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制，与国家的历史沿袭以及海洋或大陆文明的对照，都有深刻关联。

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危机处理方式，也会产生大相径庭的结局。如日本早期的“明治维新”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迅速成为强国，但由于军国主义思想的崛起，政治改革不彻底，采取了战争的错误路线，最终成为“二战”的战败国家。应该看到，一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纵向比较，更能充分验证国家危机管控的价值取向，违背国际主流的战略选择很可能会遭遇失败，而适应国际潮流变化、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得人心的决策选择则会孕育成功的发展道路。

最后，作者也谈到了美国的现状。虽然美国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强大且最富有的国家，但其面临的危机正在大量出现，除了最为严峻的政治极化问题，还包括美国的选举制度、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和政治僵化。于人类社会而言，核武器、气候变化、自然资源枯竭以及不平等问题等都是正在考验人类社会发展的危机。从新冠肺炎疫情也可以看到，国家危机再次摆在了每个国家和地区面前，不同的选择正在产生分化的结果。从长远看，当前的危机并非某个国家或地区，而是人类社会集体面对的危机，着手建立一个协调和互相合作的全球性问题解决机制，显得更加紧迫。未来国际社会仍应以合作为前提，应对气候变化危机、各类疫情冲击以及衍生出的经济金融风险等。

(责任编辑：知识)